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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有之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解读有多种维度，从系统哲学中关于自组织涌现律的视角来分析，开放使中国社会系统从封闭动乱转为开放有序；改革使社会各个子系统在协同共变中相互协调，整体功能得到发挥；改革与开放的双向合力，使系统内部的结构得到调整，推动社会系统“自组织”的生成，促进其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演化。
关键词：改革开放；自组织；社会系统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推动器。［１］然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巨大变化。经过４０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国家；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系统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从自组织涌现律的视角来看，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遵循系统自组织生成的满足条件，从而促成科学的社会自组织结构，使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最有效的释放。
一、自组织涌现的条件与机制
系统哲学的先进性体现在吸收最前沿科学技术思想精华。［２］系统哲学中自组织突现律的思想源于现代系统论中关于探索“复杂性系统”自组织生成的条件与机制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以若干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若干理论的共同体而出现，这些理论各具特色，分别解决了关于自组织机制的若干课题。［３］1969年，普里高津正式提出耗散结构理论，揭开探索复杂性系统自组织研究的帷幕。随后哈肯的协同学、艾根的超循环理论、托姆的突变理论以及混沌动力学等，进一步完善了自组织的理论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各分支理论成果，可以将自组织系统生成条件与机制概括为：
1、开放性是自组织涌现的先决条件
普列高津在研究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时，以总熵公式（熵平衡方程）为分析工具，科学地论证了开放性是系统产生自组织现象的先决条件，即ｄＳ＝ｄｉＳ＋ｄｅＳ。其中，ｄｉＳ是系统单位时间内产生的熵，称为熵产生，它取决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不可逆过程，即熵的变化中得不到补偿的那部分热损耗、摩擦等，根据热力学原理可知，此熵为正值，即ｄｉＳ＞０。而ｄｅＳ是系统通过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而交换来的熵，称为熵交换，此熵值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可正可负。普列高津发现，只有在ｄＳ＝ｄｉＳ＋ｄｅＳ＜０，即让外界输入负熵流的绝对值大于内部的熵的产生，使系统的总熵逐渐减少，才有产生和维持稳定有序结构的可能性，出现系统自组织现象。
2、远离平衡态是自组织涌现的必要条件
开放只是为系统自组织的形成准备了基础和前提。远离平衡态是系统自组织有序结构出现的必要条件。自组织是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由不可逆过程产生的结果。依据热力学原理，平衡态是孤立系统经过无限长时间后，达到均匀无序的稳定状态，它的形成遵循应用于热平衡封闭系统的热力学定律。在和外界没有物质交换但有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中，适用于孤立系统的熵增加定律，可以用恒温系统的自由能减少定律来代替。处于平衡态的系统在不必进行任何能量或物质交换就能维持，因而是一种“死”的有序化结构。相比而言，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是一种“活”的有序化结构，它表现为构成系统的结构、组分、要素在物质、能量和信息发布上显示出不均匀与非对称，即存在着异质性。
3、非线性相互协同机制是自组织涌现的内在动力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认为“控制自组织的方程式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这些非线性项起着决定的作用”。［４］若假设Ｘｉ（ｉ＝１，２，３，…，ｍ）表示系统的状态变量，Ｃｉ（ｉ＝１，２，３，…，ｎ）表示系统的控制参数，则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方程可表示为：Ｘ＝ｆｉ（Ｘ１，Ｘ２，…，Ｘｍ，Ｃ１，Ｃ２，…，Ｃｎ）。可见，自组织系统是一种树状的分枝状态，进化只是定向性的，只有统计的预见性，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确定的发展路线。非线性相互协同作用原理代替了牛顿力学机械思维方式和达尔文线式的进化论。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对这种代替做了一个说明，他说：“牛顿体系曾被欢呼为伟大成就，但到本世纪初，当爱因斯坦理论在为被人接受而奋斗时，它却成了讨厌的绊脚石，达尔文的综合理论始终是本世纪７０年代出现的关于物种进化的更新，更完备理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５］
4、随机涨落机制是自组织涌现的有力杠杆
“通过涨落达到有序”是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是离不开随机涨落的推动。“系统通过涨落去触发旧结构的失衡，探求新结构，系统在分叉点上靠涨落实现对称破环选择，建立新结构”。［６］在远离平衡状态的系统中，涨落对系统起着建设性的作用，是系统有序演化的直接诱因。涨落对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其一，涨落是系统是维持系统处于平衡态的动力。当系统由于某种原因偏离平衡态时，涨落会使系统很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其二，涨落又是破坏系统平衡态的重要力量。当系统发生相变时，系统处在临界点，原来的定态解失稳，但系统不会自动离开定态解，只有涨落的作用下，系统才能偏离定态解，偏离范围不论多少，只要偏离就会使系统演化，并处于新的定态解。
二、改革开放与我国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涌现
自组织理论中关于自组织突现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在社会系统中的应用，是普列高津、哈肯等人非常关心的课题。他们认为社会系统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完全任意、无序的活动，它可以适用于自组织系统中的概念来分析。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系统。中国的改革开放满足了国家系统自组织的构成条件，使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体现了对自组织突现原理的科学认知和合理把握。
1、开放使社会系统在维持动态平衡中实现“自组织”演化
根据自组织系统形成的前提条件可知，系统只有开放，才能从外界引入负熵流，才有可能抵消系统自身熵的增加值，进而使整个系统熵值为负，使系统走向自组织，孤立和封闭的系统只能导致系统失去活力，或者完全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普列高津认为：“社会和生物的结构的一个共同特性是它们产生于开放系统，而且这种组织只有与周围环境的介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命力。”［７］可见，任何系统要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走向高级，对外界环境都要保持开放，这是系统自组织进化的首要前提。
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固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缺乏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的社会系统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整个社会系统在“文革”的内乱中濒于崩溃的边缘，无法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世界日益扁平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子系统都无法脱离世界发展的大系统。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不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只会越来越落后。邓小平敏锐地把握这一趋势，突破传统封闭理论的束缚，结合国内和国外两种视野，果断提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从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汲取营养。深刻地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８］为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科学地制定对外开放的步骤，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沿海到内陆逐步发展的方针，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有效实施，推动中国社会系统迅速改变原有的状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开始调整。例如，户籍制度管理的开放，促进了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特别是农村的广大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加入世贸组织后，吸收了更多的外国投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加速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等等。总之，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系统在自觉地进行着“自组织”演化。不论是社会的成员、阶层、群体，还是经济运行状况，政治管理状况，都与开放前有所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提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９］这标志着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大，开放的领域更宽，能够更深层次上保持国家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性。
2、改革使社会子系统在非线性协同中实现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发挥
自组织系统的内在动力机制表明，系统自组织的发生是由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协同总是以差异为前提而存在，而任何系统内在的差异又是通过协同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１０］国家是由多种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密切协同共促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要素的相应变化，同样在变化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的不变都会使整个系统的变化拖延。因此，改革需要协调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才能实现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优化。
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主要表现为改变原先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推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范式并存的社会分配制度；协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将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方面。这些经济改革举措，充分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给该社会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带来或慢或快的变革。”［１１］经济体制的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完善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原先的政治体制是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而起来的。为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我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成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文化意识结构的改革和文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也必须相应地展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改变旧观念、旧生活方式、旧思维方式，改变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落后状况，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为给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都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并且明确把建设高度精神文明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情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更加深层次上，推动中国的社会系统协调运行，实现着整体功能的最大发挥。
3、改革和开放的双向互动，促进社会系统在远离平衡态下实现结构的优化
改革是系统相关性的内在表现，是在保持整个系统本质属性的前提下，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与时俱进地调整系统内部阻碍系统发展的要素，使系统能够以最优化的状态运行；开放是系统对外性的外在表现，是在保持整个系统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着眼于国家系统的开放性，协调系统自身与外界环境的交换，引入外部负熵，增强系统的活力。改革和开放的双向互动，破坏系统的旧平衡态，形成诱发产生序参量的涨落机制，序参量之间的竞争与协作推动系统的自组织演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率先打破了原先均衡的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格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的是“通包统配”的分配模式，俗称“大锅饭”。这种以“大锅饭”为形象说法的工资制度，存在着“低、平、乱、死”四大问题。“低”是工资水平低；“平”是工资关系平均主义；“乱”是工资标准乱；“死”工资管理体制过于死。而在这四大问题上，“平”是最主要问题。因为“平”削弱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阻碍生产的发展。1978年后，为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把“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大政策确定下来，这就阐明了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一个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进化过程。在区域发展战略方面，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了区域生产力的效率差异原则，使沿海地区既有工业基础的经济效能不能充分发挥，延缓全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统筹沿海与内陆的具体实际，提出我国的区域发展应该遵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让区位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明显的沿海地区，优先对外开放，优先加快展起来。收入平衡机制和地区发展平衡的打破，使整个社会系统逐渐远离平衡态，系统内部的涨落也随之增大，社会系统在这种随机涨落中探索着新的社会结构，实现着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演化。
三、几点启示
1、破除社会主义的封闭式发展，坚持在对外开放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据自组织涌现律，可知，纯粹的“封闭系统”是不存在的。系统的“开放度”与从外界引入的负熵成正相关性。系统开放度的系统，可以从外界获得更多的负熵流，加速系统的自组织运行。相反，开放度低的系统，获得的负熵流难于支撑系统的运动，使系统失去动力而丧失活力，趋向停滞，无法实现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更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封闭式地建设社会主义已被历史经验所否定，开放式发展社会主义已被历史所证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树立全球视野，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2、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系统存在非线性的相干作用机制表明，系统的随机涨落可能通过相互关联而被放大，其中的微小扰动也有可能迅速扩张破坏系统稳定的巨涨落。为此，在改革的进程中，应该加强顶层设计，提高驾驭涨落机制促进系统有序超有序发展的能力。改革的成败不但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前途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的改革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绝不会……改变它们的资本主义本性。……一定要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１２］“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１３］改革所面临的风险决定了中国应该在以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为导向下，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１４］
3、注重改革开放进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系统的协同论告诉我们，要实现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方向发展，就应当注重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１５］未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从具体国情出发，不仅要抓住制定改革开放方案的协同，也要抓住改革开放方案落实情况的协同，更要抓改革开放实施效果的协同。树立全面协同的系统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１８）：０１．
［２］沈骊天．系统哲学：２１世纪的先进世界观［Ｊ］．系统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２６（０１）：１-８．
［３］张彦，林德宏．系统组织概论［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１．
［４］［德］哈肯．协同学—引论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的非平衡相变和自组织［Ｍ］．徐锡申，等，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８７．
［５］［美］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论［Ｍ］．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９．
［６］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４２．
［７］［比］普列高津．复杂性的进化和自然界的定律［Ｊ］．自然科学哲学问题，１９８０（０８）：５７-６２．
［８］［１１］［１２］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１７，１１３，２６０．
［９］习近平．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８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４（１１）：０１．
［１０］乌杰．系统哲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１．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８２-８３．
［１４］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Ｊ］．求是，２００８（０１）：３-５．
［１５］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０９．
关键词：改革开放；自组织；社会系统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推动器。［１］然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巨大变化。经过４０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国家；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系统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从自组织涌现律的视角来看，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遵循系统自组织生成的满足条件，从而促成科学的社会自组织结构，使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最有效的释放。
一、自组织涌现的条件与机制
系统哲学的先进性体现在吸收最前沿科学技术思想精华。［２］系统哲学中自组织突现律的思想源于现代系统论中关于探索“复杂性系统”自组织生成的条件与机制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以若干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若干理论的共同体而出现，这些理论各具特色，分别解决了关于自组织机制的若干课题。［３］1969年，普里高津正式提出耗散结构理论，揭开探索复杂性系统自组织研究的帷幕。随后哈肯的协同学、艾根的超循环理论、托姆的突变理论以及混沌动力学等，进一步完善了自组织的理论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各分支理论成果，可以将自组织系统生成条件与机制概括为：
1、开放性是自组织涌现的先决条件
普列高津在研究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时，以总熵公式（熵平衡方程）为分析工具，科学地论证了开放性是系统产生自组织现象的先决条件，即ｄＳ＝ｄｉＳ＋ｄｅＳ。其中，ｄｉＳ是系统单位时间内产生的熵，称为熵产生，它取决于系统内部发生的各种不可逆过程，即熵的变化中得不到补偿的那部分热损耗、摩擦等，根据热力学原理可知，此熵为正值，即ｄｉＳ＞０。而ｄｅＳ是系统通过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而交换来的熵，称为熵交换，此熵值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可正可负。普列高津发现，只有在ｄＳ＝ｄｉＳ＋ｄｅＳ＜０，即让外界输入负熵流的绝对值大于内部的熵的产生，使系统的总熵逐渐减少，才有产生和维持稳定有序结构的可能性，出现系统自组织现象。
2、远离平衡态是自组织涌现的必要条件
开放只是为系统自组织的形成准备了基础和前提。远离平衡态是系统自组织有序结构出现的必要条件。自组织是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由不可逆过程产生的结果。依据热力学原理，平衡态是孤立系统经过无限长时间后，达到均匀无序的稳定状态，它的形成遵循应用于热平衡封闭系统的热力学定律。在和外界没有物质交换但有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中，适用于孤立系统的熵增加定律，可以用恒温系统的自由能减少定律来代替。处于平衡态的系统在不必进行任何能量或物质交换就能维持，因而是一种“死”的有序化结构。相比而言，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是一种“活”的有序化结构，它表现为构成系统的结构、组分、要素在物质、能量和信息发布上显示出不均匀与非对称，即存在着异质性。
3、非线性相互协同机制是自组织涌现的内在动力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认为“控制自组织的方程式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这些非线性项起着决定的作用”。［４］若假设Ｘｉ（ｉ＝１，２，３，…，ｍ）表示系统的状态变量，Ｃｉ（ｉ＝１，２，３，…，ｎ）表示系统的控制参数，则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方程可表示为：Ｘ＝ｆｉ（Ｘ１，Ｘ２，…，Ｘｍ，Ｃ１，Ｃ２，…，Ｃｎ）。可见，自组织系统是一种树状的分枝状态，进化只是定向性的，只有统计的预见性，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确定的发展路线。非线性相互协同作用原理代替了牛顿力学机械思维方式和达尔文线式的进化论。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对这种代替做了一个说明，他说：“牛顿体系曾被欢呼为伟大成就，但到本世纪初，当爱因斯坦理论在为被人接受而奋斗时，它却成了讨厌的绊脚石，达尔文的综合理论始终是本世纪７０年代出现的关于物种进化的更新，更完备理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５］
4、随机涨落机制是自组织涌现的有力杠杆
“通过涨落达到有序”是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是离不开随机涨落的推动。“系统通过涨落去触发旧结构的失衡，探求新结构，系统在分叉点上靠涨落实现对称破环选择，建立新结构”。［６］在远离平衡状态的系统中，涨落对系统起着建设性的作用，是系统有序演化的直接诱因。涨落对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其一，涨落是系统是维持系统处于平衡态的动力。当系统由于某种原因偏离平衡态时，涨落会使系统很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其二，涨落又是破坏系统平衡态的重要力量。当系统发生相变时，系统处在临界点，原来的定态解失稳，但系统不会自动离开定态解，只有涨落的作用下，系统才能偏离定态解，偏离范围不论多少，只要偏离就会使系统演化，并处于新的定态解。
二、改革开放与我国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涌现
自组织理论中关于自组织突现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在社会系统中的应用，是普列高津、哈肯等人非常关心的课题。他们认为社会系统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完全任意、无序的活动，它可以适用于自组织系统中的概念来分析。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系统。中国的改革开放满足了国家系统自组织的构成条件，使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体现了对自组织突现原理的科学认知和合理把握。
1、开放使社会系统在维持动态平衡中实现“自组织”演化
根据自组织系统形成的前提条件可知，系统只有开放，才能从外界引入负熵流，才有可能抵消系统自身熵的增加值，进而使整个系统熵值为负，使系统走向自组织，孤立和封闭的系统只能导致系统失去活力，或者完全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普列高津认为：“社会和生物的结构的一个共同特性是它们产生于开放系统，而且这种组织只有与周围环境的介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命力。”［７］可见，任何系统要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走向高级，对外界环境都要保持开放，这是系统自组织进化的首要前提。
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固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缺乏与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的社会系统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整个社会系统在“文革”的内乱中濒于崩溃的边缘，无法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世界日益扁平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子系统都无法脱离世界发展的大系统。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不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只会越来越落后。邓小平敏锐地把握这一趋势，突破传统封闭理论的束缚，结合国内和国外两种视野，果断提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从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汲取营养。深刻地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８］为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科学地制定对外开放的步骤，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沿海到内陆逐步发展的方针，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有效实施，推动中国社会系统迅速改变原有的状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开始调整。例如，户籍制度管理的开放，促进了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特别是农村的广大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加入世贸组织后，吸收了更多的外国投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加速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等等。总之，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系统在自觉地进行着“自组织”演化。不论是社会的成员、阶层、群体，还是经济运行状况，政治管理状况，都与开放前有所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提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９］这标志着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大，开放的领域更宽，能够更深层次上保持国家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性。
2、改革使社会子系统在非线性协同中实现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发挥
自组织系统的内在动力机制表明，系统自组织的发生是由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协同总是以差异为前提而存在，而任何系统内在的差异又是通过协同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１０］国家是由多种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密切协同共促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要素的相应变化，同样在变化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的不变都会使整个系统的变化拖延。因此，改革需要协调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才能实现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优化。
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主要表现为改变原先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推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范式并存的社会分配制度；协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将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等方面。这些经济改革举措，充分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给该社会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带来或慢或快的变革。”［１１］经济体制的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完善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原先的政治体制是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而起来的。为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我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成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文化意识结构的改革和文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也必须相应地展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改变旧观念、旧生活方式、旧思维方式，改变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落后状况，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为给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都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并且明确把建设高度精神文明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情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更加深层次上，推动中国的社会系统协调运行，实现着整体功能的最大发挥。
3、改革和开放的双向互动，促进社会系统在远离平衡态下实现结构的优化
改革是系统相关性的内在表现，是在保持整个系统本质属性的前提下，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与时俱进地调整系统内部阻碍系统发展的要素，使系统能够以最优化的状态运行；开放是系统对外性的外在表现，是在保持整个系统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着眼于国家系统的开放性，协调系统自身与外界环境的交换，引入外部负熵，增强系统的活力。改革和开放的双向互动，破坏系统的旧平衡态，形成诱发产生序参量的涨落机制，序参量之间的竞争与协作推动系统的自组织演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率先打破了原先均衡的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格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的是“通包统配”的分配模式，俗称“大锅饭”。这种以“大锅饭”为形象说法的工资制度，存在着“低、平、乱、死”四大问题。“低”是工资水平低；“平”是工资关系平均主义；“乱”是工资标准乱；“死”工资管理体制过于死。而在这四大问题上，“平”是最主要问题。因为“平”削弱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阻碍生产的发展。1978年后，为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把“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大政策确定下来，这就阐明了社会主义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一个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进化过程。在区域发展战略方面，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了区域生产力的效率差异原则，使沿海地区既有工业基础的经济效能不能充分发挥，延缓全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统筹沿海与内陆的具体实际，提出我国的区域发展应该遵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让区位优势和经济技术优势明显的沿海地区，优先对外开放，优先加快展起来。收入平衡机制和地区发展平衡的打破，使整个社会系统逐渐远离平衡态，系统内部的涨落也随之增大，社会系统在这种随机涨落中探索着新的社会结构，实现着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的演化。
三、几点启示
1、破除社会主义的封闭式发展，坚持在对外开放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据自组织涌现律，可知，纯粹的“封闭系统”是不存在的。系统的“开放度”与从外界引入的负熵成正相关性。系统开放度的系统，可以从外界获得更多的负熵流，加速系统的自组织运行。相反，开放度低的系统，获得的负熵流难于支撑系统的运动，使系统失去动力而丧失活力，趋向停滞，无法实现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更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封闭式地建设社会主义已被历史经验所否定，开放式发展社会主义已被历史所证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树立全球视野，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
2、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系统存在非线性的相干作用机制表明，系统的随机涨落可能通过相互关联而被放大，其中的微小扰动也有可能迅速扩张破坏系统稳定的巨涨落。为此，在改革的进程中，应该加强顶层设计，提高驾驭涨落机制促进系统有序超有序发展的能力。改革的成败不但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前途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的改革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企业绝不会……改变它们的资本主义本性。……一定要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１２］“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１３］改革所面临的风险决定了中国应该在以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为导向下，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１４］
3、注重改革开放进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系统的协同论告诉我们，要实现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方向发展，就应当注重系统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１５］未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从具体国情出发，不仅要抓住制定改革开放方案的协同，也要抓住改革开放方案落实情况的协同，更要抓改革开放实施效果的协同。树立全面协同的系统观，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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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比］普列高津．复杂性的进化和自然界的定律［Ｊ］．自然科学哲学问题，１９８０（０８）：５７-６２．
［８］［１１］［１２］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１７，１１３，２６０．
［９］习近平．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８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４（１１）：０１．
［１０］乌杰．系统哲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１．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８２-８３．
［１４］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Ｊ］．求是，２００８（０１）：３-５．
［１５］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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