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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系统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础吗?

摘  要: 中医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  但是, 中医至多是广义的科学和朴素的系统科学,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系统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 中医又是前现代科学, 因而系统科学不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础。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的中医现代化, 实质上是中医的自然科学化, 只能导致中医的解体。 因此, 这样的中医现代化是不必要的。 但是, 中医确实需要做出适 应 现 代 社 会 生 活 的 改 变 。
关 键 词 : 系 统 科 学 ; 自 然 科 学 ; 中 医 现 代 化
一、系统、系统性存在与系统科学
      系统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论断。那么,什么是系统呢?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从而组成整体)的元素的集合”[1]。《韦伯新世界辞典》认为:“系统是相关关系、相互联系着而形成一个统一体或一个组织整体的事物的集合分布”[2]。颜泽贤等人认为,系统至少有三个共同特征:“系统中存在着能相互区别的实体叫做元素”;“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关系的网络”;“这些关系对于产生出一个与周围环境相区别开来的新的组织整体、新的系统分析层次是充分的”[3]。严格说来,几乎一切物质性存在都是系统性存在。甚至,人们还可以运用一定的工具,如计算机、数学和数理符号等,人为地构建出一套虚拟的系统性存在。几乎任何系统也都是动态的,绝对静态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与一般性存在相比,系统性存在具有整体性、复杂性、突现性等特征。因而,系统又称为复杂性系统,系统科学又称为复杂性科学。
       科学坚持经验实在论,从根本上说是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同样如此。这里的科学,特指源自古希腊文明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与一般科学相比,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具有客观性,更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因而是系统复杂性存在。我们认识系统,是通过描述和研究它的四大要素,即元素、结构、功能和环境而实现的。所谓元素,即系统的可以相对区分的组成部分。对一个系统进行研究,首先要区分它的边界,即环境。环境是与系统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又不属于该系统的所有事物的总和。正是在与环境的区别联系中,一个系统才成为它本身的。系统的功能是系统在结构和元素等内部条件与它的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特性。任何自然科学研究,包括系统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也不必要研究其对象的所有元素、所有方面和所有过程,而只需研究它的特定元素和特定层次,即所关注的元素和它的相关结构。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粗粒化”观点[4]。这意味着,虽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说都是系统的、复杂的,但科学研究却必须坚持简单化原则而省略掉研究对象无需关注的结构和元素。所谓系统的结构,就是“系统诸元素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它构成了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结合方式,即……组织整体。”[5]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旨在揭示事物(系统)发挥功能作用的元素及其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揭示事物的结构。无论是经典科学,还是系统科学,都是如此。但是,与经典自然科学即传统科学把研究对象看成是机械的、孤立的、静止的不同,系统科学则把研究对象看成是有机的、联系的、运动的。这决定了与经典科学以形而上学的分析还原方法为主不同,系统科学以有机生成的系统整体方法为主。此外,经典科学形而上学的研究模式对中等尺度领域的事物是较为适合的,从而建立起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体系。然而,一旦涉及超微观、超宏观以及复杂性巨系统领域,如人类社会等,经典科学的表现就差强人意了。
       我们认为,既然现实世界是有机的、系统的,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的,即它们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并且,它们是复杂系统性存在,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达到对它们的真理性认识,就要以科学地揭示了它们的系统科学和系统科学哲学,以及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来研究它们。但是,具体说这样是否真的适宜,不仅要看研究的对象是否系统的、复杂的,更要看研究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二、中医理论蕴含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
       我们说中医理论蕴含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不在于中医的研究对象本身是系统的,而在于中医揭示了它们是系统的,即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去认识和对待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等。这集中体现在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即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五行学说中,它们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万物,包括人都是由精气的运动变化,即气机,即气的升降聚散等的结果,而气运动变化的具体过程就是气化。气化主要表现为气的各种形态之间的转化。自然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体各组织和器官之间之所以具有统一性和联系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它)们都是由精气所构成的。比如,人是禀受父母之先天精气而生,并赖于后天的水谷之精气和清灵之气(适宜呼吸的空气)而存在和发展的。疾病是因为气的运动变化和气化失常所导致的。人情社会信息也是一种特殊的气,会对人的生理病理产生影响。精气所以能够化生万物和彼此转化,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是对立统一的,即分阴阳的。用现代话语来说,精气就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精气学说从本体论上保证了中医的系统性和整体观。
       在中医理论中,精气学说是和阴阳学说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精气是事物矛盾运动的物质基础,而阴阳则是精气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因。阴阳学说认为,世界万物及其运动变化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原初指日光的向背,引申为对立统一的事物与现象及其属性。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的内部都是可分为阴阳的。比如,就脏腑而言,五脏为阴,六腑为阳。阴阳处于同一个矛盾体中,既相互斗争、相互制约和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即双方都以对方为自己的前提和存在条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能单独存在。阴阳具有无限可分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彼此转化。万物的生成、存在和运动变化都是阴阳二气交感的结果。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治等。比如,疾病的发生发展就是阴阳失调的结果;疾病诊治就是根据四诊所获得的病情材料确定病因病机做出辩证,并以方药的阴阳来对之进行调理,以达到阴平阳秘的过程。其中,阴阳辨证是八纲辨证的总纲,并且贯穿于脏腑辨证和六经辨证之中。
五行不仅指木、火、土、金、水五种构成事物的基本的物质和元素,而且指五种基本的物质属性。五行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五行之间是彼此作用和制约的。其中,相生相克是正常的情况,并能通过制化和胜复的自我调节机制而保持动态平衡。一旦五行间的相克过度,即倍克,或非但不能克制,反而被所克反向克制,即反克,就会出现反常事态,如出现极端和反常的气候和天气变化,在人就会发病。中医根据五行的特性,一方面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如声音、味道、颜色、方位、季节、气候等进行归类,另一方面又将人体的脏腑器官、形体、官窍、精神、情志等功能活动进行归类,并将二者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天人相应的、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学说。藏象学说充分体现了人体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意味着人体内部的生理和病理变化都会有呈现于外的征象,此即“有诸内者,必行诸外”。这也是中医的基本诊断原则———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达变———的理论根据。
       总之,中医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这决定了中医的最大特色就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念,也可称为天人相应观,在中医理论中主要表现为:(1)人自身的统一性,指人体各个组成部分和层次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可分割,这意味着人的各脏器之间在功能上彼此作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2)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性,主要指人的生理和病理都会受到外界环境包括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3)人的医疗保健不但要关注病人本身,还要关注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仅要疗身,还要疗心,坚持调身与调心相结合。中医治病坚持“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这就把天、地、人三者的因素综合考虑了起来,不但有系统整体观,还有辩证法。

三、系统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础吗?
1、中医学是现代自然科学吗?
      
吴国盛认为:“在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没有科学”[6]。这里的科学,是源自古希腊文明意义上的现代数理实验科学。近代自然科学,或传统自然科学,或经典科学等,以及现代自然科学都是典型的数理实验科学,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对象进行形而上学的经验实证研究(虽然近代自然科学坚持机械还原论,而现代自然科学超越了它)。因此,作为中国古代医疗认知活动成果的典型代表,中医学不是数理实验科学,即,既不是近代自然科学,也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学等传统科学相比,包括西医,即现代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研究对象的经验实在性。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经验性的物质实体,它们是可以通过人的感官或者它们的延伸,即实验仪器而经验性地把握到的。(2)认识的客观性。这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论断的可检验性,即经验实证基础上的可重复性上。相对而言,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经验实证性就较弱了。(3)自然科学以观察和实验方法为主,并且特别重视理论表达的数学化。虽然抽象思维方法,如归纳、演绎等在自然科学中同样非常重要,因为,若没有它们,人类关于世界的任何真理性认识就只能停留在零碎的知识点上,而不会形成规律性、系统性知识,即形成科学知识。(4)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兴起充分显示了以机械还原论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研究模式的非充分必要性,然而,自然科学依然特别尊崇原子构成论的世界观,依然坚持通过分析还原以寻找事物发挥功能作用的最小结构和作用单位(最小物质实体)。
但是,中医学是广义的科学,即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分类知识体系。中医学关于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具体观点,甚至它的基本理论的真理性,从哲学层面上讲都是很高的。但是,它们的经验实证性从总体上讲却是很差的。最主要的是,中医学对于细节的描述是模糊的。具体说,中医学只是“博物学意义上”[6]的科学。当然,如果套用现代西方科技哲学关于自然科学划界的标准,如“经验证实”、“经验证伪”、“范式”、“纲领”等,中医也可勉强称为自然科学。然而,上述划界标准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无一具有唯一性和充分性。而且,人们对靠“套”出来的中医科学(性)显然也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因为,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仍然企图建立统一场论和统一科学。这意味着,数理实验科学模式,特别是分析还原基础上的经验证实依然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2、中医学是系统科学吗?
     由于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系统的,并且,中医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所以,有人认为“中医是系统整体性科学”[7],并且,系统科学是“中医的科学基础”[8],甚至认为系统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9]、“中医现代化应以系统科学为指导”[10]。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恰切的,因为:
      (1)从研究对象看,一门学科是否系统科学,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否系统的和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系统的、复杂的。虽然与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系统和复杂系统,因而是系统的和复杂的,然而,系统科学是跨学科的综合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般系统,而非具体系统,而中医学的研究对象相对来说却是具体的。具体说,中医学是研究人、人的生理病理、对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中药及其方药等。
      (2)从研究目的和任务看,虽然系统科学也研究各种具体系统,但其目的不在于揭示各具体系统的具体运行规律,而在于揭示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共同性,如系统的类型、性质和运动规律等系统的同构性问题,即所有具体系统都具有的一般性即“系统性”,而中医学和传统科学则研究各种具体系统(领域)的专门问题即“事物性”问题,旨在揭示具体系统的具体性质和规律。如中医学主要研究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旨在揭示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规律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医学,乃至许多现代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虽然甚至也把它们的研究对象看作是系统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系统方法,但它们依然不是系统科学。
      (3)从研究方法看,一门学科是否系统科学不在于它的主导研究方法是否系统方法,而在于是如何运用系统方法等的。“系统科学并不是游离于传统科学之外的学科”,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实验、观察、分析、还原等“在系统科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对系统科学同样是适用的”[11]。从方法论上看,系统科学对事物的解释具有整体辩证性。它认为,系统的低层次元素及其相互作用(这构成了结构)对高层次过程(结构、功能等)具有一种上向因果关系。因此,高层次的性质和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依随于低层次的性质和规律、理论上的下索和还原是合理的。但是,高层次的实体和过程具有自主性,它们并不能完全还原为低层次的实体和过程。因为,高层次具有低层次所不具有的整体突现性。这决定了本层解释的必要性。而且,高层次一旦突现出来,就会对低层次具有一种约束和限制的下向因果关系,从而使低层次服从高层次或系统整体的功能和目标。这要求理论解释上的上索,即将一个系统放到高一级的层次来理解和说明。[12]
       虽然中医学与系统科学一样,都具有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如类比法(中医称为取类比象)、黑箱法(如中药治病、针灸推拿)、模型法(如阴阳五行、藏象等)等。但是,由于受限于其理论框架,中医对它们的运用主要是在哲学层面、本级层面的。比如,中医对人体脏腑功能的说明就是采用高度抽象的阴阳五行学说。又比如,中药方药的功效不等于其中任何一味单味药的功效,也不等于所有单味药的简单混合,因而中医问疾投药必须以辨证论治为前提,方药合于“君臣佐使”,做到“三因制宜”(这还涉及高层解释),才会方症吻合,加上煎服得当,才可能有显著疗效。中医学在解释层次上的严重缺陷主要是低层解释(下索)的严重缺失。而且,计算机模拟是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方法,甚至被称为系统科学的实验室,但它在中医研究中却很少应用,其作用也不明确。总之,虽然系统科学是以系统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的,但它并不排斥形而上学的分门别类,而中医学则仅仅是以朴素的系统整体观和方法论看问题的。
      (4)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中医学也不是系统科学。自然科学遵循着“综合-分析-综合”螺旋向上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古希腊科学,还是中国古代科学,都是原初的、朴素的综合性科学形态,大致都可归为自然哲学。由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如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学说、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和诊治学说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人们往往认为中医学也是自然哲学。这诚然是有道理的。然则,虽然包括中医学在内的自然哲学持有机整体世界观、它对世界的看法总体上来说是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也是唯物的、科学的,但它的明显缺陷却是昧于细节,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这决定了它不得不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13]因此,它“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14]正因为如此,它才让位于近代科学。当然,虽然中医学与欧洲近代以前的自然哲学一样,也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但中医学对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论述更具有真理性。这要归功于数千年的经验探索和实践冲涮。这里的真理性要从实践的有效性方面看,即中医对疗疾保健显然是有效的。
近代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科学,它形而上学地研究事物,把它们分析还原到技术所能达致的极限以找寻事物发挥功能作用的最小结构单位。然而,这种研究模式虽对细节有较深的了解,却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后果。现代物理学革命、系统科学以及各种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就是对它的辩证否定。这预示着科学到了一个新的综合发展阶段了。新的综合不是对前一阶段形而上学分析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否定,即扬弃,因而是更高阶段上的辨证发展。就是说,科学发展是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结合。实际上,系统科学本身就是以数学和经典科学,即分析还原基础上的数理实验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没有传统经典科学对事物细节上的揭示,就不会有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的大发展。比如,复杂科学研究中的计算机迭代模拟就是基于“简单性造就复杂性”原理的。
      同样,在中医研究中,人、中药及其组方等都是复杂系统,是黑箱,若不通过经典科学而对它们的结构、功能等具体情况有相当详细的揭示,即不经过经典科学的洗礼,中医是不可能经由现代系统科学而实现现代化的。换句话说,系统科学要真正对中医现代化起到根本推动作用,中医就必须先摆脱其朴素的前综合状态而进化到形而上学的经典科学状态,弄清人的生理、病理、诊治等的细节。然后,它才有可能走向更高的综合阶段,即所谓的系统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关键的阶段。就是说,以现代系统科学来改造发展中医,中间还隔着中医现代自然科学化这一环。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学虽然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但却不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原因。而且,中医的理论框架早在系统科学诞生前几千年就已经定型了,因而中医学也不是以系统科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诚然,我们可以勉为其难地称中医学为朴素的系统科学,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们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

3、以西医为标杆的中医现代化是不需要的
我们认为,虽然中医理论本身以及中医的认识对象,即人、疾病、药物等都是系统的,中医理论也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但以系统科学来研究中医,以期实现中医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系统科学本质上是现代科学,它只是超越而不是摒弃了传统科学,比如,分析还原法依然是它最基本的方法。因而,以系统科学为基础或关键的中医现代化,必然只能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逻辑,即通过分门别类的形而上学研究而求得对事物细节的了解,就必然要对中医的研究对象,即人的生理、病理、疾病防治等———它们同样也是现代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形而上学的研究,进而在此基础上走向更高程度的综合。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看,这种研究完全可以不受中医自恰性体系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它的实质就是中医的现代自然科学化,只能导致中医理论体系事实上的解构,最终导致中医被消解[15],而非中医理论的自主存在和发展。
       实际上,一经提到中医现代化,人们就自觉或自觉地预设了至少两个前提:一是当前的中医不是现代化的;二是中医现代化的对照物是现代医学。这意味着,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向现代医学即西医靠拢和看齐,其结果必然是中医的现代自然科学化,这必然导致中医的消亡。这是中医现代化最可能的现实逻辑结果。因此,它虽名义上打着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招牌,但结果至多是造就一个现代医学的小跟班和应声虫而已。在已经存在一个发展相当不错的西医学、并且它也是日日新、苟日新的情形下,是不必要的。
四、中医如何现代化?
       尽管系统科学主要是研究物质系统的,但它也研究非物质系统,如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因此,除了上述以系统科学等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从而按照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医必然被纳入自然科学发展轨道,事实上将导致中医消亡的中医现代化外,至少还存在一种坚持中医主体性的前提下,以现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思维和系统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中医理论本身的中医现代化。这是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和对中医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们心中所期望的中医现代化。它期望:现代化了的中医既保留了它的特色和优势,又具有现代医学的典型特征,如对人体生理、病理、解剖,以及药物成分、功效、作用机制、毒副作用等有较为明确的解释。总之,具备现代医学的长处而又避免它的不足。这种中医现代化表面上看似乎很美好、很诱人。它实质上是通过“贴烧饼”,即比附经典科学,或类比和套框系统科学、西方科技哲学等来证明中医是科学的。比如,方药汤药的功效可以看作是各种药物组分在煎煮过程中自组织的结果,即突现。但是,它在经典自然科学的质疑面前却疲于应付、非常脆弱,而且对中医药实际疗效的提高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通过现代语言转换和系统方法等,中医理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计算机数字化,进而实现对中医理论科学性的虚拟逻辑论证。但是,由于中医理论的复杂性,这个工作注定是浩瀚的。即便如此,从理论上讲,也一定能从逻辑上证明中医基本理论是合理的、科学的。因为,中医理论虽然是高度抽象的,但其自身却也是高度自恰的,并且,它又具有很强的实践真理性。这正是中医即便身处现代社会却能够自外于现代自然科学而“冥顽不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坚持中医自主性前提下的中医现代化研究从根本上讲无助于它的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医现代化研究实际上是个悖论:要坚持其主体性,就无法对之进行现代研究;对之进行现代研究,又很难保持它的主体性、特色与优势了。因此,中医是无需现代化的。该结论会让许多人感情上难以接受。但这是基于理性分析基础上的事实。当然,虽然中医不是自然科学,但它是广义上的科学。因此,我们固然要永攀自然科学高峰,但也不必把人类一切理性的认识活动和认识成果都套入自然科学。这既没必要,也没可能。若非要如此,非但无益,反而更加有害。对待中医,从大原则上看,不必计较它是否自然科学,而只需实用主义地对待和应用就行了。
       实际上,现代化有诸多含义,至少在物质技术层面上有方便舒适的意蕴。从这方面看,在不改变中医核心精神前提下的中医基本概念的现代解读、中成药制剂的卫生化、方便保存携带、功效说明的简明易懂,饮片的规范、煎煮饮用的便利等,都可称为中医现代化。这种宽泛意义上的中医现代化无疑是需要的。因为,它有助于中医更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需要,从而获得人们更广泛的认同。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中医代化。因为它没有做到理论下索,像现代医学那样从细节上揭示人体的生理、病理和药物的功效及其作用机理等。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卑微的现代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而是非常欢迎对中医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和系统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中草药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虽然这实际上无法实现中医现代化)。因为,作为前现代科学的中医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性科学认识,对现代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譬如,葛洪关于青蒿用法的记述就启发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如果能够涌现出若干这类成果,也算是中医对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重大贡献了。从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角度看,这是非常值得的。
       更何况,系统科学本身也不成熟,对许多现象的性质和规律至今还没有搞清楚。一些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复杂系统科学研究“会与控制论有类似的命运:不能超越建设性的隐喻和分散的片段,无法给出更严格和有用的框架”[16]。我们认为,中医现代化研究诚然需要多学科包括系统科学的参与。但是,中医理论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而系统科学的兴起则是因为近代自然科学过度专注于机械还原,从而影响了自身发展而出现的对系统整体思维的自我辩证回应。因此,二者对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的需要程度是不同的。对中医来说,它们既是中医具有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特色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医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但它们又是中医本身固有的,因而中医对它们的需要并不迫切。这就如身处大洋中的鱼儿一样,海水对于它们的生存固然非常重要,但鱼儿就生活在大洋中,海水一般也不会枯竭,因此鱼儿并不担心缺水(如果它们有认知的话)。但对系统科学来说,由于它是奠基于严重缺乏系统整体观的经典科学之上的,这决定了它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到处挖掘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当然,系统科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比如,西方不少系统科学家与哲学家就希望向中国和东方寻求系统思想。范冬萍还希望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整体论思想,并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重新阐释,吸收融入系统科学哲学的思想和方法论之中”[17],以构建中国特色系统科学哲学的理论范式。因此,通过系统科学实现中医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中医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大系统的产物。因而,它的兴衰荣辱也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等是中医在近代中国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丧失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建国前,中医一度被作为“旧医”差点遭受灭顶之灾。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期走的是纳入西方轨道的依附性、追赶型道路,在这种情势下,对中医提出现代自然科学化的科学主义要求是自然而然的。如今,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又逐步建立起来了。从而,中医也真正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中医不仅被认为是科学,而且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予以支持和发展。这对于重塑国人对中医的自信具有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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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系统性存在与系统科学
      系统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论断。那么,什么是系统呢?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从而组成整体)的元素的集合”[1]。《韦伯新世界辞典》认为:“系统是相关关系、相互联系着而形成一个统一体或一个组织整体的事物的集合分布”[2]。颜泽贤等人认为,系统至少有三个共同特征:“系统中存在着能相互区别的实体叫做元素”;“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关系的网络”;“这些关系对于产生出一个与周围环境相区别开来的新的组织整体、新的系统分析层次是充分的”[3]。严格说来,几乎一切物质性存在都是系统性存在。甚至,人们还可以运用一定的工具,如计算机、数学和数理符号等,人为地构建出一套虚拟的系统性存在。几乎任何系统也都是动态的,绝对静态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与一般性存在相比,系统性存在具有整体性、复杂性、突现性等特征。因而,系统又称为复杂性系统,系统科学又称为复杂性科学。
       科学坚持经验实在论,从根本上说是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同样如此。这里的科学,特指源自古希腊文明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与一般科学相比,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具有客观性,更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因而是系统复杂性存在。我们认识系统,是通过描述和研究它的四大要素,即元素、结构、功能和环境而实现的。所谓元素,即系统的可以相对区分的组成部分。对一个系统进行研究,首先要区分它的边界,即环境。环境是与系统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又不属于该系统的所有事物的总和。正是在与环境的区别联系中,一个系统才成为它本身的。系统的功能是系统在结构和元素等内部条件与它的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特性。任何自然科学研究,包括系统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也不必要研究其对象的所有元素、所有方面和所有过程,而只需研究它的特定元素和特定层次,即所关注的元素和它的相关结构。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粗粒化”观点[4]。这意味着,虽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说都是系统的、复杂的,但科学研究却必须坚持简单化原则而省略掉研究对象无需关注的结构和元素。所谓系统的结构,就是“系统诸元素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它构成了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结合方式,即……组织整体。”[5]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旨在揭示事物(系统)发挥功能作用的元素及其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揭示事物的结构。无论是经典科学,还是系统科学,都是如此。但是,与经典自然科学即传统科学把研究对象看成是机械的、孤立的、静止的不同,系统科学则把研究对象看成是有机的、联系的、运动的。这决定了与经典科学以形而上学的分析还原方法为主不同,系统科学以有机生成的系统整体方法为主。此外,经典科学形而上学的研究模式对中等尺度领域的事物是较为适合的,从而建立起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体系。然而,一旦涉及超微观、超宏观以及复杂性巨系统领域,如人类社会等,经典科学的表现就差强人意了。
       我们认为,既然现实世界是有机的、系统的,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的,即它们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并且,它们是复杂系统性存在,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达到对它们的真理性认识,就要以科学地揭示了它们的系统科学和系统科学哲学,以及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来研究它们。但是,具体说这样是否真的适宜,不仅要看研究的对象是否系统的、复杂的,更要看研究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二、中医理论蕴含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
       我们说中医理论蕴含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不在于中医的研究对象本身是系统的,而在于中医揭示了它们是系统的,即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去认识和对待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等。这集中体现在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即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五行学说中,它们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万物,包括人都是由精气的运动变化,即气机,即气的升降聚散等的结果,而气运动变化的具体过程就是气化。气化主要表现为气的各种形态之间的转化。自然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体各组织和器官之间之所以具有统一性和联系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它)们都是由精气所构成的。比如,人是禀受父母之先天精气而生,并赖于后天的水谷之精气和清灵之气(适宜呼吸的空气)而存在和发展的。疾病是因为气的运动变化和气化失常所导致的。人情社会信息也是一种特殊的气,会对人的生理病理产生影响。精气所以能够化生万物和彼此转化,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是对立统一的,即分阴阳的。用现代话语来说,精气就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精气学说从本体论上保证了中医的系统性和整体观。
       在中医理论中,精气学说是和阴阳学说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精气是事物矛盾运动的物质基础,而阴阳则是精气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因。阴阳学说认为,世界万物及其运动变化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原初指日光的向背,引申为对立统一的事物与现象及其属性。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的内部都是可分为阴阳的。比如,就脏腑而言,五脏为阴,六腑为阳。阴阳处于同一个矛盾体中,既相互斗争、相互制约和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即双方都以对方为自己的前提和存在条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能单独存在。阴阳具有无限可分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彼此转化。万物的生成、存在和运动变化都是阴阳二气交感的结果。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治等。比如,疾病的发生发展就是阴阳失调的结果;疾病诊治就是根据四诊所获得的病情材料确定病因病机做出辩证,并以方药的阴阳来对之进行调理,以达到阴平阳秘的过程。其中,阴阳辨证是八纲辨证的总纲,并且贯穿于脏腑辨证和六经辨证之中。
五行不仅指木、火、土、金、水五种构成事物的基本的物质和元素,而且指五种基本的物质属性。五行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五行之间是彼此作用和制约的。其中,相生相克是正常的情况,并能通过制化和胜复的自我调节机制而保持动态平衡。一旦五行间的相克过度,即倍克,或非但不能克制,反而被所克反向克制,即反克,就会出现反常事态,如出现极端和反常的气候和天气变化,在人就会发病。中医根据五行的特性,一方面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如声音、味道、颜色、方位、季节、气候等进行归类,另一方面又将人体的脏腑器官、形体、官窍、精神、情志等功能活动进行归类,并将二者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天人相应的、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学说。藏象学说充分体现了人体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意味着人体内部的生理和病理变化都会有呈现于外的征象,此即“有诸内者,必行诸外”。这也是中医的基本诊断原则———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达变———的理论根据。
       总之,中医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这决定了中医的最大特色就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念,也可称为天人相应观,在中医理论中主要表现为:(1)人自身的统一性,指人体各个组成部分和层次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可分割,这意味着人的各脏器之间在功能上彼此作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2)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性,主要指人的生理和病理都会受到外界环境包括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3)人的医疗保健不但要关注病人本身,还要关注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仅要疗身,还要疗心,坚持调身与调心相结合。中医治病坚持“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定适宜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这就把天、地、人三者的因素综合考虑了起来,不但有系统整体观,还有辩证法。

三、系统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础吗?
1、中医学是现代自然科学吗?
      
吴国盛认为:“在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没有科学”[6]。这里的科学,是源自古希腊文明意义上的现代数理实验科学。近代自然科学,或传统自然科学,或经典科学等,以及现代自然科学都是典型的数理实验科学,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对象进行形而上学的经验实证研究(虽然近代自然科学坚持机械还原论,而现代自然科学超越了它)。因此,作为中国古代医疗认知活动成果的典型代表,中医学不是数理实验科学,即,既不是近代自然科学,也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学等传统科学相比,包括西医,即现代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研究对象的经验实在性。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经验性的物质实体,它们是可以通过人的感官或者它们的延伸,即实验仪器而经验性地把握到的。(2)认识的客观性。这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论断的可检验性,即经验实证基础上的可重复性上。相对而言,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经验实证性就较弱了。(3)自然科学以观察和实验方法为主,并且特别重视理论表达的数学化。虽然抽象思维方法,如归纳、演绎等在自然科学中同样非常重要,因为,若没有它们,人类关于世界的任何真理性认识就只能停留在零碎的知识点上,而不会形成规律性、系统性知识,即形成科学知识。(4)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兴起充分显示了以机械还原论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研究模式的非充分必要性,然而,自然科学依然特别尊崇原子构成论的世界观,依然坚持通过分析还原以寻找事物发挥功能作用的最小结构和作用单位(最小物质实体)。
但是,中医学是广义的科学,即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分类知识体系。中医学关于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具体观点,甚至它的基本理论的真理性,从哲学层面上讲都是很高的。但是,它们的经验实证性从总体上讲却是很差的。最主要的是,中医学对于细节的描述是模糊的。具体说,中医学只是“博物学意义上”[6]的科学。当然,如果套用现代西方科技哲学关于自然科学划界的标准,如“经验证实”、“经验证伪”、“范式”、“纲领”等,中医也可勉强称为自然科学。然而,上述划界标准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无一具有唯一性和充分性。而且,人们对靠“套”出来的中医科学(性)显然也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因为,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仍然企图建立统一场论和统一科学。这意味着,数理实验科学模式,特别是分析还原基础上的经验证实依然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2、中医学是系统科学吗?
     由于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系统的,并且,中医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所以,有人认为“中医是系统整体性科学”[7],并且,系统科学是“中医的科学基础”[8],甚至认为系统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9]、“中医现代化应以系统科学为指导”[10]。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恰切的,因为:
      (1)从研究对象看,一门学科是否系统科学,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否系统的和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系统的、复杂的。虽然与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一样,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系统和复杂系统,因而是系统的和复杂的,然而,系统科学是跨学科的综合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般系统,而非具体系统,而中医学的研究对象相对来说却是具体的。具体说,中医学是研究人、人的生理病理、对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中药及其方药等。
      (2)从研究目的和任务看,虽然系统科学也研究各种具体系统,但其目的不在于揭示各具体系统的具体运行规律,而在于揭示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共同性,如系统的类型、性质和运动规律等系统的同构性问题,即所有具体系统都具有的一般性即“系统性”,而中医学和传统科学则研究各种具体系统(领域)的专门问题即“事物性”问题,旨在揭示具体系统的具体性质和规律。如中医学主要研究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旨在揭示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规律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医学,乃至许多现代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虽然甚至也把它们的研究对象看作是系统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系统方法,但它们依然不是系统科学。
      (3)从研究方法看,一门学科是否系统科学不在于它的主导研究方法是否系统方法,而在于是如何运用系统方法等的。“系统科学并不是游离于传统科学之外的学科”,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实验、观察、分析、还原等“在系统科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对系统科学同样是适用的”[11]。从方法论上看,系统科学对事物的解释具有整体辩证性。它认为,系统的低层次元素及其相互作用(这构成了结构)对高层次过程(结构、功能等)具有一种上向因果关系。因此,高层次的性质和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依随于低层次的性质和规律、理论上的下索和还原是合理的。但是,高层次的实体和过程具有自主性,它们并不能完全还原为低层次的实体和过程。因为,高层次具有低层次所不具有的整体突现性。这决定了本层解释的必要性。而且,高层次一旦突现出来,就会对低层次具有一种约束和限制的下向因果关系,从而使低层次服从高层次或系统整体的功能和目标。这要求理论解释上的上索,即将一个系统放到高一级的层次来理解和说明。[12]
       虽然中医学与系统科学一样,都具有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如类比法(中医称为取类比象)、黑箱法(如中药治病、针灸推拿)、模型法(如阴阳五行、藏象等)等。但是,由于受限于其理论框架,中医对它们的运用主要是在哲学层面、本级层面的。比如,中医对人体脏腑功能的说明就是采用高度抽象的阴阳五行学说。又比如,中药方药的功效不等于其中任何一味单味药的功效,也不等于所有单味药的简单混合,因而中医问疾投药必须以辨证论治为前提,方药合于“君臣佐使”,做到“三因制宜”(这还涉及高层解释),才会方症吻合,加上煎服得当,才可能有显著疗效。中医学在解释层次上的严重缺陷主要是低层解释(下索)的严重缺失。而且,计算机模拟是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方法,甚至被称为系统科学的实验室,但它在中医研究中却很少应用,其作用也不明确。总之,虽然系统科学是以系统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的,但它并不排斥形而上学的分门别类,而中医学则仅仅是以朴素的系统整体观和方法论看问题的。
      (4)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中医学也不是系统科学。自然科学遵循着“综合-分析-综合”螺旋向上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古希腊科学,还是中国古代科学,都是原初的、朴素的综合性科学形态,大致都可归为自然哲学。由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如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学说、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和诊治学说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人们往往认为中医学也是自然哲学。这诚然是有道理的。然则,虽然包括中医学在内的自然哲学持有机整体世界观、它对世界的看法总体上来说是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也是唯物的、科学的,但它的明显缺陷却是昧于细节,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这决定了它不得不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13]因此,它“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14]正因为如此,它才让位于近代科学。当然,虽然中医学与欧洲近代以前的自然哲学一样,也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但中医学对人的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论述更具有真理性。这要归功于数千年的经验探索和实践冲涮。这里的真理性要从实践的有效性方面看,即中医对疗疾保健显然是有效的。
近代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科学,它形而上学地研究事物,把它们分析还原到技术所能达致的极限以找寻事物发挥功能作用的最小结构单位。然而,这种研究模式虽对细节有较深的了解,却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后果。现代物理学革命、系统科学以及各种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就是对它的辩证否定。这预示着科学到了一个新的综合发展阶段了。新的综合不是对前一阶段形而上学分析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否定,即扬弃,因而是更高阶段上的辨证发展。就是说,科学发展是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结合。实际上,系统科学本身就是以数学和经典科学,即分析还原基础上的数理实验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没有传统经典科学对事物细节上的揭示,就不会有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的大发展。比如,复杂科学研究中的计算机迭代模拟就是基于“简单性造就复杂性”原理的。
      同样,在中医研究中,人、中药及其组方等都是复杂系统,是黑箱,若不通过经典科学而对它们的结构、功能等具体情况有相当详细的揭示,即不经过经典科学的洗礼,中医是不可能经由现代系统科学而实现现代化的。换句话说,系统科学要真正对中医现代化起到根本推动作用,中医就必须先摆脱其朴素的前综合状态而进化到形而上学的经典科学状态,弄清人的生理、病理、诊治等的细节。然后,它才有可能走向更高的综合阶段,即所谓的系统科学是中医现代化的关键的阶段。就是说,以现代系统科学来改造发展中医,中间还隔着中医现代自然科学化这一环。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学虽然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但却不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原因。而且,中医的理论框架早在系统科学诞生前几千年就已经定型了,因而中医学也不是以系统科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诚然,我们可以勉为其难地称中医学为朴素的系统科学,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们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

3、以西医为标杆的中医现代化是不需要的
我们认为,虽然中医理论本身以及中医的认识对象,即人、疾病、药物等都是系统的,中医理论也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但以系统科学来研究中医,以期实现中医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系统科学本质上是现代科学,它只是超越而不是摒弃了传统科学,比如,分析还原法依然是它最基本的方法。因而,以系统科学为基础或关键的中医现代化,必然只能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逻辑,即通过分门别类的形而上学研究而求得对事物细节的了解,就必然要对中医的研究对象,即人的生理、病理、疾病防治等———它们同样也是现代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形而上学的研究,进而在此基础上走向更高程度的综合。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看,这种研究完全可以不受中医自恰性体系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它的实质就是中医的现代自然科学化,只能导致中医理论体系事实上的解构,最终导致中医被消解[15],而非中医理论的自主存在和发展。
       实际上,一经提到中医现代化,人们就自觉或自觉地预设了至少两个前提:一是当前的中医不是现代化的;二是中医现代化的对照物是现代医学。这意味着,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向现代医学即西医靠拢和看齐,其结果必然是中医的现代自然科学化,这必然导致中医的消亡。这是中医现代化最可能的现实逻辑结果。因此,它虽名义上打着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招牌,但结果至多是造就一个现代医学的小跟班和应声虫而已。在已经存在一个发展相当不错的西医学、并且它也是日日新、苟日新的情形下,是不必要的。
四、中医如何现代化?
       尽管系统科学主要是研究物质系统的,但它也研究非物质系统,如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因此,除了上述以系统科学等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从而按照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医必然被纳入自然科学发展轨道,事实上将导致中医消亡的中医现代化外,至少还存在一种坚持中医主体性的前提下,以现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思维和系统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中医理论本身的中医现代化。这是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和对中医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们心中所期望的中医现代化。它期望:现代化了的中医既保留了它的特色和优势,又具有现代医学的典型特征,如对人体生理、病理、解剖,以及药物成分、功效、作用机制、毒副作用等有较为明确的解释。总之,具备现代医学的长处而又避免它的不足。这种中医现代化表面上看似乎很美好、很诱人。它实质上是通过“贴烧饼”,即比附经典科学,或类比和套框系统科学、西方科技哲学等来证明中医是科学的。比如,方药汤药的功效可以看作是各种药物组分在煎煮过程中自组织的结果,即突现。但是,它在经典自然科学的质疑面前却疲于应付、非常脆弱,而且对中医药实际疗效的提高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通过现代语言转换和系统方法等,中医理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计算机数字化,进而实现对中医理论科学性的虚拟逻辑论证。但是,由于中医理论的复杂性,这个工作注定是浩瀚的。即便如此,从理论上讲,也一定能从逻辑上证明中医基本理论是合理的、科学的。因为,中医理论虽然是高度抽象的,但其自身却也是高度自恰的,并且,它又具有很强的实践真理性。这正是中医即便身处现代社会却能够自外于现代自然科学而“冥顽不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坚持中医自主性前提下的中医现代化研究从根本上讲无助于它的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医现代化研究实际上是个悖论:要坚持其主体性,就无法对之进行现代研究;对之进行现代研究,又很难保持它的主体性、特色与优势了。因此,中医是无需现代化的。该结论会让许多人感情上难以接受。但这是基于理性分析基础上的事实。当然,虽然中医不是自然科学,但它是广义上的科学。因此,我们固然要永攀自然科学高峰,但也不必把人类一切理性的认识活动和认识成果都套入自然科学。这既没必要,也没可能。若非要如此,非但无益,反而更加有害。对待中医,从大原则上看,不必计较它是否自然科学,而只需实用主义地对待和应用就行了。
       实际上,现代化有诸多含义,至少在物质技术层面上有方便舒适的意蕴。从这方面看,在不改变中医核心精神前提下的中医基本概念的现代解读、中成药制剂的卫生化、方便保存携带、功效说明的简明易懂,饮片的规范、煎煮饮用的便利等,都可称为中医现代化。这种宽泛意义上的中医现代化无疑是需要的。因为,它有助于中医更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需要,从而获得人们更广泛的认同。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中医代化。因为它没有做到理论下索,像现代医学那样从细节上揭示人体的生理、病理和药物的功效及其作用机理等。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种卑微的现代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而是非常欢迎对中医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和系统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中草药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虽然这实际上无法实现中医现代化)。因为,作为前现代科学的中医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性科学认识,对现代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譬如,葛洪关于青蒿用法的记述就启发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如果能够涌现出若干这类成果,也算是中医对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重大贡献了。从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角度看,这是非常值得的。
       更何况,系统科学本身也不成熟,对许多现象的性质和规律至今还没有搞清楚。一些批评意见甚至认为,复杂系统科学研究“会与控制论有类似的命运:不能超越建设性的隐喻和分散的片段,无法给出更严格和有用的框架”[16]。我们认为,中医现代化研究诚然需要多学科包括系统科学的参与。但是,中医理论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而系统科学的兴起则是因为近代自然科学过度专注于机械还原,从而影响了自身发展而出现的对系统整体思维的自我辩证回应。因此,二者对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的需要程度是不同的。对中医来说,它们既是中医具有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特色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医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但它们又是中医本身固有的,因而中医对它们的需要并不迫切。这就如身处大洋中的鱼儿一样,海水对于它们的生存固然非常重要,但鱼儿就生活在大洋中,海水一般也不会枯竭,因此鱼儿并不担心缺水(如果它们有认知的话)。但对系统科学来说,由于它是奠基于严重缺乏系统整体观的经典科学之上的,这决定了它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到处挖掘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当然,系统科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比如,西方不少系统科学家与哲学家就希望向中国和东方寻求系统思想。范冬萍还希望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整体论思想,并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语言重新阐释,吸收融入系统科学哲学的思想和方法论之中”[17],以构建中国特色系统科学哲学的理论范式。因此,通过系统科学实现中医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中医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大系统的产物。因而,它的兴衰荣辱也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等是中医在近代中国遭受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丧失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建国前,中医一度被作为“旧医”差点遭受灭顶之灾。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期走的是纳入西方轨道的依附性、追赶型道路,在这种情势下,对中医提出现代自然科学化的科学主义要求是自然而然的。如今,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又逐步建立起来了。从而,中医也真正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中医不仅被认为是科学,而且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予以支持和发展。这对于重塑国人对中医的自信具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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