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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网络赌博犯罪的现状和发表论文问题

       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已经有相关条文按照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对赌博罪进行了规定,即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和开设赌场。可见在立法上本意是想将赌博罪进行更细致和明确的界定,但是现行《刑法》中将“开设赌场罪”单独分离出来,其所采用的简单罪状的规定并没能对其含义进行明晰的界定,在法定最高刑上也有所区别,但这三种行为模式在字面概念上本就极易出现交叉,司法实践中更难以通过这三种情形进行区分。《刑法》中目前没有单独的网络赌博犯罪的罪名和法条,在实践中由于各地对赌博的量刑标准和具体含义不明,加上网络赌博行为的定性争议问题,出台了针对网络赌博进行的司法解释,一个是在2005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另一个是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解释》对聚众赌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并对赌博罪的共犯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①,《意见》则对开设赌场这一情形进行了细化并进一步规定了开设赌场共犯的定罪量刑规定。

       因为网络赌博犯罪本质上无非也是借助信息技术所进行的赌博犯罪,因此《刑法》体系中的赌博罪本身对其是具有适用性的,只是在网络上的犯罪新模式更为特殊,因此适用传统赌博罪条例难免缺乏可操作性,虽然相继出台了司法解释,但对实际情况中错综复杂的网络赌博犯罪来说还是缺少明确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划分和认定标准。总的来说,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发表论文规制主要还面临以下几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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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表论文犯罪情形的认定

       发表论文上文提到在我国法律中对赌博相关犯罪分为三种情形,其中“以赌博为业”的情形由于《刑法》对其界定不明,实践中对具体的客观行为也难以进行准确的认定。从持续性来看庄家和赌客都是较为长期的,而从收入构成来看现实中赌博往往输多赢少,因此绝大多数赌客都不可能“以赌博为业”,因此在该情形的处罚上一般赌客的行为往往难以得到规制。另外对于开设赌场这一情形的共同犯罪问题,实践中往往通过看犯罪人是否有“上线”来简单化地对主从犯地位进行认定,事实上一些案件中源头和上级代理通常在境外,能抓到的做代理的人员就只有从犯而没有主犯,《意见》中缺乏主从犯的标准细则,导致存在较为勉强的主从犯划分的情况。

(二)发表论文刑罚的设置

       网络赌博的社会危害性远远高于传统赌博,但目前的法定刑设置却明显偏低。在发表论文2018年慈溪警方破获的网络赌博案中涉案金额高达30亿元,赌客多达几十万,如此严重危害的案件中主犯也仅被处以10年的法定最高刑期。赌博犯罪的团伙规模不同,集团内部的组织也较为复杂,因此不同情况下对情节的认定也不尽相同,但众多案件中与危害性不符的量刑情况却并非个例。相较巨额利益的诱惑,偏轻的刑罚设置显然难以对意图犯罪的人起到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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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表论文管辖权问题

       从国内角度看,目前发表论文网络犯罪的管辖地范围宽泛,公安部规定中提到侦查管辖协商不成的采用指定管辖来解决争议,网络赌博犯罪由于没有特定的针对对象,不同地方的公安机关都具有侦查管辖权,因此常导致重复侦查,常引起争议并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国际上,由于网络赌博的主要犯罪人员都身处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周边国家,涉案人员的分布和犯罪地范围较广,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赌博的合法性认定不同,且目前国际间缺乏协作管辖机制,因此许多境外人员得以逃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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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赌博犯罪的现状和发表论文问题

       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已经有相关条文按照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对赌博罪进行了规定,即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和开设赌场。可见在立法上本意是想将赌博罪进行更细致和明确的界定,但是现行《刑法》中将“开设赌场罪”单独分离出来,其所采用的简单罪状的规定并没能对其含义进行明晰的界定,在法定最高刑上也有所区别,但这三种行为模式在字面概念上本就极易出现交叉,司法实践中更难以通过这三种情形进行区分。《刑法》中目前没有单独的网络赌博犯罪的罪名和法条,在实践中由于各地对赌博的量刑标准和具体含义不明,加上网络赌博行为的定性争议问题,出台了针对网络赌博进行的司法解释,一个是在2005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另一个是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解释》对聚众赌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并对赌博罪的共犯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①,《意见》则对开设赌场这一情形进行了细化并进一步规定了开设赌场共犯的定罪量刑规定。

       因为网络赌博犯罪本质上无非也是借助信息技术所进行的赌博犯罪,因此《刑法》体系中的赌博罪本身对其是具有适用性的,只是在网络上的犯罪新模式更为特殊,因此适用传统赌博罪条例难免缺乏可操作性,虽然相继出台了司法解释,但对实际情况中错综复杂的网络赌博犯罪来说还是缺少明确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划分和认定标准。总的来说,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发表论文规制主要还面临以下几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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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表论文犯罪情形的认定

       发表论文上文提到在我国法律中对赌博相关犯罪分为三种情形,其中“以赌博为业”的情形由于《刑法》对其界定不明,实践中对具体的客观行为也难以进行准确的认定。从持续性来看庄家和赌客都是较为长期的,而从收入构成来看现实中赌博往往输多赢少,因此绝大多数赌客都不可能“以赌博为业”,因此在该情形的处罚上一般赌客的行为往往难以得到规制。另外对于开设赌场这一情形的共同犯罪问题,实践中往往通过看犯罪人是否有“上线”来简单化地对主从犯地位进行认定,事实上一些案件中源头和上级代理通常在境外,能抓到的做代理的人员就只有从犯而没有主犯,《意见》中缺乏主从犯的标准细则,导致存在较为勉强的主从犯划分的情况。

(二)发表论文刑罚的设置

       网络赌博的社会危害性远远高于传统赌博,但目前的法定刑设置却明显偏低。在发表论文2018年慈溪警方破获的网络赌博案中涉案金额高达30亿元,赌客多达几十万,如此严重危害的案件中主犯也仅被处以10年的法定最高刑期。赌博犯罪的团伙规模不同,集团内部的组织也较为复杂,因此不同情况下对情节的认定也不尽相同,但众多案件中与危害性不符的量刑情况却并非个例。相较巨额利益的诱惑,偏轻的刑罚设置显然难以对意图犯罪的人起到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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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表论文管辖权问题

       从国内角度看,目前发表论文网络犯罪的管辖地范围宽泛,公安部规定中提到侦查管辖协商不成的采用指定管辖来解决争议,网络赌博犯罪由于没有特定的针对对象,不同地方的公安机关都具有侦查管辖权,因此常导致重复侦查,常引起争议并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国际上,由于网络赌博的主要犯罪人员都身处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周边国家,涉案人员的分布和犯罪地范围较广,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赌博的合法性认定不同,且目前国际间缺乏协作管辖机制,因此许多境外人员得以逃避处罚。